首先，海龟先生有一个听起来蛮酷的名字。
2004年6月，李红旗和蒋晗蜷缩在广西艺术学院某堂公共课的教室里，跃跃欲试正给即将诞生的乐队起名字。那时候他们上课不好好听讲，乐器玩得也不够好。他们甚至想了一个名字叫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，最后李红旗说，“我喜欢大海龟”，蒋晗摇了摇头，“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，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。”
于是海龟先生乐队就这样出世了。直到现在，海龟先生已有十年。
不只他们的名字挺酷，模样也够酷。
贝斯手蒋晗干蓬爆炸的长发间，闪烁着军衣扣大小的夸张黑耳钉，双臂上铺满了颜色绚丽的纹身，一直爬到了他性感的喉结上。鼓手张浩亮内敛得恰到好处，他光着膀子弓着背打鼓，戴着黑色的帽子和墨镜，漂亮的纹身从手臂绽开到胸前。主唱李红旗梳着大背头，半脸的胡子茬颓废、沧桑，宽松的黑白格子衬衣，一水儿地道的复古范加身。
2014年5月23日，海龟先生在广州TU凸空间的演出冷静而节制。现场没有POGO，没有跳水，大多数歌迷只是跟随节奏自然地小幅摇摆，这和其他火爆凶猛的摇滚现场相比，确实显得有些不够热闹。身旁一个喜欢他们歌儿的小伙儿轻声说：“他们是自High型的！”观众多少有点意犹未尽。
这个看起来有些摇滚明星范儿的乐队，却是故意在和乐迷的状态做对抗。
“我们希望不管底下什么状态，自己呈现出自己的状态就好。我们现在还在抗争，有时我们抗不过乐迷。他们都想躁起来，我就想干嘛要躁啊？像今天的演出，有些人肯定是失望的状态，我要告诉自己我做的是对的，我要坚持。”主唱李红旗说这些话时，语速缓慢又平直。
海龟先生的新专辑和原先的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，其内在根源是，李红旗信了基督教。他开始用宗教的态度来做音乐。显然，现场的观众对基督教徒的海龟先生还不够熟悉。
“他们来这里是觉得自己身上和我们有契合点，他们就是来寻找这个契合点的，可是最后却发现契合点不在这里。”李红旗说。
身旁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有点不甘心，他追问道：“你怎么就认为，他们还没有接受新的海龟先生？”
“他们现在应该还没有接受。他们来就是看自己的，不是看我们的。”李红旗补充了一句，“每一场都需要战胜自己，这是我要表达的内容，很难的。”
悲伤的喜剧演员
提起海龟先生，“轻松”“欢快”是早先乐评中出镜率最高的形容词，对于海龟先生的歌，人们是这样比喻的，“犹如参加充满阳光和美丽的牙买加沙滩派对。”
的确，海龟先生避开了传统摇滚乐中的燥、狠、猛。他们的歌旋律轻松明畅，歌词短小简单，主唱李红旗的声线骚气迷人，就连吐字和唱腔也是圆圆的感觉，毫无生硬的棱角，所以很难在他们的音乐中嗅到说教和愤怒的气味。他们好像总是漫不经心地自己哼吟，当你的眼神和他的眼睛碰撞到一起，他又刚好轻轻地别过了头去。
人们喜欢在他们的音乐中跳舞，愿意接受这种听起来有些小清新的轻摇滚，认为他们的歌有“满满的正能量”，甚至“听着听着心情就明媚起来”。
然而，在海龟先生表面的欢乐背后，却是黑洞洞看不到底的绝望。
很小的时候，李红旗看到一些长辈会聚集在一起看毛片，而且还会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不要这样做，这激起了李红旗心中的不屑。于是，他选择了摇滚乐，认为牛逼的摇滚乐可以否定权威，这些长辈不过是比自己早活了几年，犯的罪其实和他一样多。
时间久了，他有了新的想法。他认为“我也是他们，他们也是我，他们对抗不了自己，我也对抗不了自己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和他们一样糟糕，我有什么资格说外界？”
他眼看着摇滚乐成为了集体反抗的工具，你也反抗，他也反抗，却都没有检讨自己。“这样的反抗太刻意了，反抗是很被动的事情，人们到最后很容易被反抗了。”
所以，海龟先生从一开始就决定什么也不说，他们选择了愉快地唱歌，唱那些“太阳高高照，大家都开心”的歌。一些比较忧郁的歌，干脆就不写歌词了，只是瞎哼哼，唱的既不是英文，也不是中文。
单纯的歌迷并没有听出海龟先生内心的纠结，他们反而喜欢上了这种听起来简简单单，温暖欢快的调子。“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歌迷都是90后，因为我们把绝望的状态表达错了，最后阴差阳错吸引了一群很年轻的听众。”这让李红旗觉得有些尴尬。
即将发行的新专辑《Where Are You Going》，是李红旗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创作的，有一半的歌来源于信仰。内容和风格的巨大转变，让他们不得不对受众做了重新的定位，认为以后的听众主要是受到过一些伤害，并曾经用某种方式战胜过伤害，然后又继续受伤害的一群人。“年龄段应该会是50后到70后之间，他们经历了苦难，知道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苦难。他们听了可能又会觉得这里面有些童心未泯，如果他们足够谦虚，或许会喜欢我们的新歌。”
这张新专辑的内容来自于“对自我人性幽暗之处的批判与忏悔”，在同名歌曲《Where Are You Going》中，李红旗反复哼唱着“往哪儿走呢”，在这首歌中，他问了妈妈，问了爱人，问了兄弟，最后问了主。现在，他已经找到了方向，答案是主告诉他的。
新专辑不再只是欢快的暖色调，在婉转的呻吟中你能听到一种并不悲伤的悲伤。“以前我们唱着欢快的歌，心里却是绝望的，现在才是有盼望的。没有绝望就没有希望。”
李红旗用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解释，“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搞笑的大师，他们在台下都是不笑很严肃的。就是已经这样了，还能再糟糕些吗？”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喜欢的概念，悲伤的喜剧演员。
“人绝望到谷底，就是上帝的开始。”
对于李红旗来讲，当他绝望坠落到谷底时，幸运地看到了上帝。于是，才有了现在听到的海龟先生。
十年的三个城市
广西南宁，四川成都，首都北京。
这是海龟先生十年的行进轨迹。牵引他们的不是别的，仅是音乐。
选择音乐对于海龟先生来讲，是没有办法的选择，“我们什么都不会，只会音乐”。
主唱李红旗和贝斯手蒋晗都是南宁人，因为离海挺近，桂林又是国内第一个开放的旅游城市，所以很多国外的音乐资源就比较早地进入了广西，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Grunge、雷鬼等音乐类型。但是在广西做音乐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，于是2007年8月，他们转战去了成都。喜欢大海的海龟先生，去了一个没有海的城市。
他们抱着在南宁写好的歌，跑到成都去完善。成都是个很闲散的地方，大家在那里舒服地蜷着，创作欲望不是很高。他们想要出专辑，需要的平台自然要更大一些，而北京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，于是李红旗和蒋晗，又一路跑去了更加干燥的北京，最后和国内唱片巨头摩登天空签了约。
“如果我们想要赚钱，可能会去深圳，但是我们想要做音乐，只能去北京，没有别的选择。”李红旗这样说。
2010年8月，他们找到了一个靠谱的鼓手张浩亮。三个人都没有工作，在北京居住和生活。纯粹依靠做音乐，养家吃饭。
直到现在，他们依然没有习惯北京这个城市。“不可能习惯的，因为北京是一个幸福指数巨低的地方，那是一种交换。每一个去到北京的人，都知道是要拿出以前见识的一些东西去交换的，卖个好价钱，要不去那儿干嘛？”
他们在北京交换的目的就是，可以不用选择另一份职业和工作，用音乐就能够养活自己。你问他们过的好不好，他们会告诉你，“勉强糊口，够生活。”
所以，依靠音乐谋生的海龟先生比其他乐队更重视歌迷的反馈和认同，因为这很现实，关系到他们碗里的米，“如果歌迷们都不来看我们的演出，我们喝西北风啊？”可是，他们却选择下了一步险棋，冒着歌迷青黄不接的风险，从“嘟啦吧吧吧”的《草裙舞》，骤然讲起了人性的原罪。
“别人会觉得我的生活很糟糕，可我自己觉得很好，因为我在对抗我自己，我花精力可能不是为了赚钱，我的精力是要用来赦免自己的罪。”
海龟先生的这十年，变化很大。翻看以前的乐队照片，当年的蒋晗还没有一身酷炫的纹身，主唱李红旗仿佛突然间变得沧桑起来，以前清新的模样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不仔细看甚至认不出来。
他们只靠音乐来赚钱，但是没有像中国的电视剧一样，靠多产来创收。事实上，海龟先生在十年的时间里只发行了一张EP和两张专辑，绝对算不上高产。2005年11月，他们自主录制发行了第一张EP《POGO不如跳舞》，2012年年底，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海龟先生》，如今他们的最新专辑《Where Are You Going》即将发行。
李红旗用郭靖打了个比喻，有的人可能会涉猎不同的武功，可是郭靖却一直只打一套拳。有些人可能觉得郭靖是不是太懒了一点，只是打一套拳，实际上他们花的功夫是一样的。
“如果愿意重复，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出一张专辑。我们还要立牌坊，虽然大家都是卖的，但不要太赤裸裸。”李红旗说。
不过，他们自称是很懒的人，问起乐队排练的频率，李红旗的回答是一个礼拜排三次，末了，又赶紧加上一句，“只是最近才三次，我们比较懒。”
很多乐队去北京是因为那里有更大的圈子可以混，而李红旗跑去北京的原因是，懒得混圈子。
“很多地方因为小，就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别人要讲我，我要讲别人。北京地方大，出去又不方便，大家只是关注事业上面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讲很单纯。”
李红旗每日的生活很简单，除了排练或者有特别好看的演出以外，他一般不会去别的地方。要么在教堂，要么在家看书练琴，看一些跟人的生死有关的书，歌也听的很少。
乐队三人除了音乐以外，平日交集很少。贝斯手蒋晗和鼓手张浩亮的状态和他差别比较大。他们两人在北京很喜欢出去玩，喜欢把自己丢在大环境里，把自己弄晕。在广州的演出结束后，也是李红旗一个人留下来接受采访。
用李红旗的话说，“他们不需要认同我的宗教，现在我们的音乐是我写的，乐队基本以我的表达为表达，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如果我们乐队是小虎队的话，我们乐队就有问题了，因为小虎队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表达，那就要取我们三个人的平均词来进行表达。”
皈依了基督教的海龟先生，重新拾起了以前故意丢掉的表达。以后人们在音乐中听到的欢快，就不是逃避的欢快了，变成了真正的喜乐。
“是我的罪被赦免了之后的喜乐，我的重担被担当了之后的喜乐，喜乐和欢快是两回事。”李红旗说。
基督教会了唱歌
李红旗和基督的结缘很巧合，但每一种巧合又往往都是必然。
那个时候，李红旗正想考音乐学院，他发现有一个教会集体唱诗，而那个牧师又正好懂些音乐，于是他走进了教堂，认识了基督。
“人是生来孤独的，我从父母那里都找不到安慰，那我从哪儿能得到安慰？除非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罪，他有资格审判我。”李红旗口中这个没有原罪的人，正是基督。
2011年9月11日，李红旗正式受洗，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。
在教会里他慢慢学着把自己忘记，去虔诚地崇拜另一个对象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。这个时候，他发现唱歌变得不一样了，原来之前的自己根本不懂唱歌。
即使在教会唱走了音，他也渐渐觉得没有问题，他开始能够接纳自己原来不是一个好的歌唱者，而不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，“天啊！我怎么可以走音？”的问题上。
前一阵，李红旗和太太看了一部片子，片中美国教会的牧师说，“你们是不是喜欢詹姆斯・布朗，我们这里全是詹姆斯・布朗，因为他就是从这里出去的。”灵魂音乐是从教会走出去的，而现在音乐中的喜乐是被人们包装出来的，变成了狂欢，拿到了市场上去兜卖。
海龟先生的新专辑有一首单曲，名字叫做《接纳》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，“没有人会愿意，接纳祝福一个罪人”，讨论的是，人性的原罪，忏悔和接纳。
李红旗认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接纳任何一个人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，肯定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，去除掉这些动因，是不会有纯粹的爱，本质上人就是孤独的。
而触摸到了这种绝望后，他选择结婚了。他的信仰告诉他，那些背叛自己婚姻的人，是因为对婚姻还不够绝望，任何两个在一起的人都是有冲突的，于是对婚姻完全绝望的他结婚了。绝望的另一端连接着期望，所以体会过绝望的海龟先生，在新专辑中编入了期望的金线。
“人是需要被救赎，人是有限的，人是要死的，这肯定是今后海龟先生要表达的主题。以前的主题说不清楚，就是发泄。”
现在，在李红旗的身上很少能看到摇滚乐手的反叛姿态，他说话的语调和语速极为平和，在说到激动的问题上时，还会稍微结巴一下。他会刻意地要求自己遵守一些准则，在采访中他突然指着录音笔问起，能否说“毛片”这个词，在获得肯定的答复后，他还是用“不好的东西”这样模糊的概念代替了。只有当你的眼睛落定在他一身带范儿的行头时，你会意识到他是个摇滚乐手。然后你问他，穿成这样是否是刻意时，他又会很实在地回答：“当然是刻意呀！”
他也会在生活中守护着基督教的教义，去教堂和看书成为他唯一能在北京找到些归属感的事情。“我可能是我们教会最糟糕的基督徒”，李红旗却突然这样告诉我。
在《圣经》里保罗曾这样讲，“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”李红旗认为，评判别人是上帝的事情，所以要想了解人性的幽暗，一定是通过自己，而不是通过别人。“我在别人面前可以伪装，可是我心里的鬼只有自己最清楚。”
这就引出了海龟先生未来要唱的主题，忏悔和接纳。
然而谁又能预测，接受了基督教受洗后的海龟先生，能否重新被市场接纳？
从广西小城，到西南成都，再到首都北京，海龟先生像音乐民工一样，沿着音乐市场的发展形势一路北上迁徙，从地图中的鸡脚折腾到了遥远的鸡脖子上。
现在让李红旗为难的是，如果在北京做到了瓶颈怎么办？那他可能会去国外看一看，可是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，已经丢失了自己的信仰，都快成了反基督的国家。他还在纠结作为一名基督徒要不要出去，李红旗这样说，“我首先是个基督徒再是个音乐人。”
“那音乐是不是你信仰的一部分？”我问道。
“音乐什么都不是，正好我们只会音乐而已。”
“那会继续用音乐来表达信仰吗？”
李红旗只回答了10个字：“以后也会，这是不回头的。”